来源: 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 2019-09-11 15:07:03 我来说说 阅读 422 次
第一代传承人林半觉生前考察西山摩崖造像 记者胡晓诗 翻拍
工作人员用墨包为拓本上墨 记者胡晓诗 翻拍
由韦可祥独立完成制作的《三绝碑》拓本。记者胡晓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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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是我国一种传统技艺，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仍在文物、考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桂林的30余座山峰上，遍布着2000余件摩崖石刻，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对保护这些石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经四代传承人的努力，桂林石刻传拓技艺不断改进，于201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记者 胡晓诗
古老技艺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传拓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技艺，也叫棰拓、椎拓，是用墨和传拓工具，将刻在石碑、青铜器、甲骨等器物上的文字或图案捶印于纸上的一种技艺。
传拓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据专家推断，传拓技法的发明最早是在汉魏之间，最晚在南朝齐梁时期，但至今未发现这个时期的拓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拓片是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并书写的《温泉铭》，拓本原藏于敦煌石室，现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拓本上有墨题“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十二字，据此可推断，此拓片为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以前所拓。
传拓技艺的发明早于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有专家认为，石刻传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直接启示者之一。传拓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传拓产生的拓片为后世保留了无数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至今仍在文物、考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桂林市区的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独秀峰等30余座山峰的岩壁洞府内，保存有隋朝至清代石刻2000余件，其中宋代石刻数量最多，被赞为“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桂林石刻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对桂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桂海碑林博物馆内的龙隐岩和龙隐洞是桂林石刻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
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和经验总结，桂林摩崖石刻传拓技艺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工艺技巧，适用于桂林地区石灰岩石质摩崖石刻传拓。这项技艺对保护桂林两千多件摩崖石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从桂海碑林博物馆了解到，桂林石刻采拓使用的工具与一般拓印碑刻使用的工具相同，包括喷壶、毛巾等上水工具，棕刷、打刷等上纸工具，墨包(又称扑子、拓包)等上墨工具，以及竹签、裁刀、尺子等辅助工具。
传拓流程一般分为七步。第一步清洗碑面污渍，清理碑面覆盖层(苔藓、污渍等)，剔除字口结垢，处理石刻不同类型病害;第二步在碑面刷上一层白芨水，起到粘合剂的作用;第三步上纸，将纸紧贴在碑面上，喷水并同时用棕刷刷平纸张，排除空气;第四步砸纸，用猪鬃打刷轻轻地敲打，使纸张与碑面完全贴合，纸张打入字口，填充饱满，反映碑面原貌;第五步上墨，待纸张完全干透之后，用墨包轻轻拍打上第一遍淡而匀的墨，使文字或图案稍稍显露，继而依次加深，至三到四遍;第六步揭纸，当拓片终止上墨完全干透后，揭取拓片;第七步修复，由于石刻表面不平，或有裂隙、凹洞等原因，采拓过程中需要对拓片做撕裂处理，揭纸后需进行托底修补，恢复原貌。
传拓的时候，根据器物的不同和着色的不同，拓法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传拓细节上的些微差别造成了不同风格的拓本。例如轻薄淡雅的蝉翼拓，乌黑发亮的乌金拓，以朱砂上墨的朱拓、色彩风骨的彩拓，以及专门拓制造像的高浮雕拓等等。
三代传承人为石刻传拓技艺打下坚实基础
桂林传拓技艺发展至今，共经历了四代传承人的努力，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为桂林石刻的保护和历史信息留存做出了突出贡献，完美诠释了“工匠精神”。2016年，桂林摩崖石刻传拓技艺被公布为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桂林碑林博物馆馆员韦可祥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项技艺的发展历程。
“通过查阅资料，并没有发现桂林摩崖石刻传拓技艺在民国之前有谱系，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传拓工作，多是刻碑工匠兼职或家传行为。”韦可祥介绍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桂林著名金石篆刻家林半觉开始对广西境内的石刻进行田野普查，广泛收集、拓印、整理和研究各地摩崖碑刻，于1946年秋至1947年春，主持筹办了广西省历代石刻展览会。他一生编纂有《广西历代碑目》《广西石刻志稿》《桂林明清碑目略》《桂林石刻诗抄》《桂林校碑记》等，整理的桂林石刻文字汇编为《桂林石刻》出版。因此，林半觉被称为第一代桂林石刻传拓传承人。
1975年之后，第二代传承人谭发胜、杨寅生开始有计划地对桂林重要的摩崖石刻进行拓片采集工作，并结合桂林气候条件选用干纸上石法采拓。1983年，他们在采拓独秀峰摩崖石刻时，清理出被钟乳石覆盖的《王正功桂林大比行宴享礼劝驾诗》，千古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1984年，桂海碑林原馆长谭发胜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泰安举办的“石刻学”学习班。学习归来后，谭发胜结合桂林本地民间流传下来的基本技艺，逐渐形成处理桂林石刻拓片的风格，并在制作拓片时注重规范化处理。“以前民间在采拓时，不会考虑对石刻有什么损伤。到了第二代传承人，一方面要收集制作拓片，另一方面还要思考如何保护石刻，这两者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了。”韦可祥说。
第三代传承人是何恒光、胡湘武。“他们与第二代传承人年龄相仿，为了发展需要被调入桂海碑林博物馆工作，辅助第二代传承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拓风格，奠定了桂林石刻传拓技艺的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代传承人开始对龙隐岩、龙隐洞等处石刻进行系统拓片采集工作，在对技艺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就墨包制作、施拓墨色等方面做了一定的技术改良，使其更适合于桂林地区石灰岩石质摩崖石刻的传拓。
第四代传承人博采各家所长，不断改进传拓技艺
1997年，韦可祥进入桂海碑林博物馆工作，从未接触过石刻传拓的他开始跟随馆里的老师傅学习。韦可祥汲取诸位前辈的长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拓风格。
2003年，韦可祥开始独立上山采拓石刻。他介绍说，因为桂林春天潮湿多雨，夏天暴晒炎热，冬天寒冷风大，一年中只有秋天适合做拓片，11月、12月最佳。“有时博物馆最多只安排一人帮一下忙，大多情况下都是一个人工作。有时在高空作业，一个人把工具搬到高处，有很多困难和不便。”在桂海碑林博物馆的展厅内，陈列着一幅高401厘米、宽200厘米，被誉为“三绝碑”的唐《舜庙碑》拓本，这是韦可祥独自一人耗时一整天完成的“一个人工作会感觉很孤独，第二、三代人也是这样过来的。”
据韦可祥介绍，2002年之前，石刻的采拓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工作，只是在有研究、布展的需要时，才会选择性地采拓回来。2003年之后，他开始整座山峰采集石刻拓本，一块石刻拓四份作为资料保存下来。
度过了7年的孤独时光，2010年后，陆续有大学毕业生进入桂海碑林工作，加入石刻传拓的队伍。这些新生力量开始跟随韦可祥学习，辅助他的工作，于2012年开始形成团队工作方式。
随着上一辈人的陆续退休，传拓工作的技术部分也落在了韦可祥的身上。“传拓的关键是多做才能总结出经验，少做是总结不出做拓片的好坏的。因为每一块石刻的大小、石刻表面、所处地理环境都不一样，没有单一的处理模式可套用，所以不同的石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韦可祥在工具制作和采拓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地区的传拓技巧，传拓效率得以提高，拓片质量也更为精细，改进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工作的实践摸索和对外交流学习。2012年6月9日，第七个“文化遗产日”，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中国传拓技艺展”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邀请了七个省市自治区的13位传拓技艺名家，南方地区仅有两位名家受邀，韦可祥便是其中之一。“在这之前我只有跟随第三代传承人学习的经验，这次展会我见识了十几个老师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和方法，彻底颠覆了我以前做拓片的理念。”韦可祥说。
在技术方面，韦可祥结合了南方、北方技艺的长处，“北方因为天气干燥，在纸张八九成干时就可以上墨，桂林因为天气潮湿，宣纸在吸收了工具上的水分后会越来越湿，再经过墨包的反复拍打，整个拓片的字迹不清晰，所以需要完全干透才能上墨。”
在拓碑的前一天，韦可祥会预先将采拓要用到的宣纸叠好用清水闷湿，再用保鲜袋保存到第二天使用，“这是北方常用的‘清水拓’，好处是不需用粘合剂，不用再喷水，上纸速度快，纸张干得快，通常在室内平整的碑刻及摩崖造像上使用。”
如遇到天碑(位于岩洞顶部的碑刻)、碑刻往内倾斜和风向不定的情况，则使用粘合剂这一传统方法。粘合剂的配置则根据碑刻的表面粗糙程度和所处地理环境，采拓当天的天气，纸张的厚度等因素决定。
韦可祥进一步介绍说，以前的墨包里只包有棉花，缺点是用多了容易压紧压实，现在改成棉花上再包裹太空棉，改进后的墨包弹力好，不易打实。“以前墨包用的布是做豆腐的或是医用纱布，这种布料刚打下去会起毛，平滑后一段时间就容易烂，所以要经常换布，现在改用床单、被套布，这种布上墨好、吸墨好。”包扎墨包选用的是具有弹性的线，不易松开;由棉绸布包扎海绵制成的小墨包代替烟头，用来解决大墨包处理不到的细节处。另外，打刷会用绸布包好，避免使用时造成纸张开裂。
同时，纸、墨的使用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在用墨上，第四代传承人改用稀释后的墨水，不再像第三代那样浓重。“以前老师用的纸张薄厚不一，现在选用的是生宣纸，吸水性、柔韧性好。熟宣纸较厚，容易开裂，吸水性也不好。”
2013年起，韦可祥开始系统地对桂林摩崖造像进行拓片采集，这在桂林乃至广西传拓史上尚属首次。同年10月，他受聘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第一期全国传拓技术高级培训班”学员讲授摩崖石刻传拓技艺。近年来，他先后完成了桂林市内诸山摩崖石刻、摩崖造像拓片，以及宜州、贵港等其他县(市)摩崖石刻拓片采集共7000余件。
谈到桂林石刻传拓技艺能够入选非遗项目的原因，韦可祥解释说，“传拓技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传播桂林石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传拓可以准确记录石刻的信息，避免抄录石刻出现的错误，拓片还能永久保存石刻上的记忆。如果若干年后石刻损坏了，拓片可以完整复原石刻的原貌。”
“作为传承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韦可祥说，“等到桂林所有的石刻采集完毕后，我准备做一个制作拓片的操作流程、技术经验的归纳总结，便于后人对这项技艺的学习，以后遇到情况知道怎么处理。”
为让更多人了解、喜爱这项传统技艺，桂海碑林博物馆会在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文化遗产日”，在各类公共场所举办石刻传拓的体验活动。“好多人非常喜欢。有一年在西山公园，我们带了六块碑去，很多市民排起长队就为了体验这个。”韦可祥回忆道。此外，传承人还会不定期地走进校园，向青少年学生展示这项古老的技艺，让他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目前桂海碑林博物馆已有4个年轻工作人员跟随韦可祥学习传拓技术，桂林石刻传拓技艺正薪火相传，必将发扬光大。千百年来，传拓记录着历史，承载着不同时期的记忆。如今，传拓技艺不断开枝散叶，还将继续诉说不同传承人之间的时代故事。
